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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於回家了。昨天晚上到。三點才有睡意。不知何時才睡著。今天醒來時已經下午兩點鐘了。大吃一驚。（聽說由亞洲到歐洲的時差問題總是沒有從歐洲回亞洲來得嚴重，經過多次實驗，我有同感。）

這次到坎城參加了廣告節，後來就到了威尼斯、柏林、倫敦。聽起來很浪漫，實際上大多時間是在車上趕路。昨天晚上跟一個沒和我們一起去的朋友打電話，他問我，那你這次印象最深的經驗是哪件事？

印象最深的經驗，就是當我們在威尼斯時。同行的朋友要搭當天晚上由威尼斯到尼斯的夜車去趕她次日的飛機回倫敦然後趕巴士回布萊頓。她的火車是晚上22.51開。我們和另外一位朋友悠哉悠哉地去找到訂好的旅館。小小逛了一下威尼斯。買了些東西。吃了晚餐。開車時間到的前40分鐘。我們到了離火車站只有一站的碼頭搭水上巴士。

結果我們搭錯方向了。

到了下一站我們狂奔下船到另一邊的碼頭去趕回另一個方向的船。只差幾秒，船離開我們而去。

當時是22.17分。下一班的船是22.37分。那裡是威尼斯。可沒有什麼計程車排班。也許有計程船，但我們是當天才到的遊客，不知道要怎麼叫。

朋友很勇敢地用顫抖的聲音樂觀地說：應該趕得上吧！我說，你還要先去拿寄存的行李呢！我也假裝開心地說，看來你要跟我們到柏林了。我的聲音應該也有點抖。

我在碼頭上大步走來走去。想找Taxi船的標誌。什麼都看不到。

然後忽然有個義大利人問我：你在找什麼？

我跟他解釋狀況。聽完以後，他很憐憫地一邊搖頭，說，沒辦法，你們一定會錯過火車的。

我和朋友都說不出話來了。

這時候，忽然聽到有引擎發動的聲音。我們都馬上朝岸邊衝過去。是艘小小船！比單人沙發稍大。義大利人向下跟船裡的人說了一陣，跟我們說，去吧，這個人願意帶你們到火車站。小船繞到另一邊的台階下接我們時。義大利人還不停交代，你們要準備一點錢給他，他本來是要去羅馬打魚的，現在說很樂意帶你們去火車站，你們要準備一點錢給他。我們連聲答應，趕緊上船了。

漁人長得很帥氣。還帶個女友。他和女友都不會說英文，我們不會說義大利文。大家傻笑著在小船引擎的噗噗聲中一路向前。我跟另一個朋友提示說，你要把錢準備好啊！他笑著表示準備好了。而我心裡則打算要把我們本來要晚上一起吃的Raffaello巧克力也貢獻給他們。

火車站到了！朋友準備掏錢。漁人和女友一起大喊No No! No Taxi。(不要錢！我們又不是計程車！)我則趕緊把整盒巧克力雙手奉上。漁人的女友笑著拿了一顆。這回輪到我們大叫No No! All of them! 他們就收了。

然後我們通通跳上岸。火車站外的大電子鐘顯示時間是22.35。我們沒命般朝站內衝去。三個人兵分三路一個去領行李，一個去找火車，另一個在中間接應。夜車的火車也是兵分三路，後面一段去慕尼黑，中間一段忘了去哪，只有最前面一段(我們從後面跑起要跑最遠的那一段)是去尼斯。

朋友趕上了火車。我們在車下面跟她揮手。車開了。我忽然覺得好累好累。

這就是這段旅程中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

昨天在柏林寫的。用我的筆記電腦轉到攜帶式硬碟再貼到朋友的電腦貼上網站的。

現在的我正躺在柏林寄居所房內的床上──這張繫著深棕紅紗帳的四柱大床，還是小女子我平生睡過的第一張四柱大床呢！──我寄住的這所在，是每天25歐元帶早餐的“客房”。而且，因為我整天都因為背痛和疲累而沒有出門，連晚餐都被房東叫去一起吃了。晚餐後還一起玩了一場三小時的遊戲。

我住在的這地方是一對男同性伴侶的所在。幫我找到這地方的是我也是公開同志身份的老板，Archive的主編。奇妙的是，昨天當老板幫我在網路上訂下這地方時，才發現他的朋友，剛好到柏林來玩的一位黎巴嫩美男子正好就要離開他住了兩天的同一房間，多巧阿！老板說。他送了我來便接了黎巴嫩美男子去了。晚上才又來接我一起去吃晚餐。(我則幫黎巴嫩美男子打電話給我在維也納當廣告公司總裁的朋友，讓他看看是否有機會讓這人到歐洲工作。)

今天晚上被房東邀去吃飯，席間除了他和他原籍俄羅斯吉爾吉斯共和國的伴侶，還有一位來自法國在英飛凌公司實習半年的交換學生，和一位一眼盲目的男子。和盲目的男子一起吃飯，剛開始想不出能跟他交換什麼話題，因為不知他是否有工作，不能像一般人一樣可以從別人的工作問起。後來一問，才發現擔心是多餘──人家不但有工作，還是很好的工作。人家可是堂堂勞工法的律師哪！

我在柏林的臨時房東吉多是高中教師，也在教育部兼差。他的伴侶維克多現年37歲，因為吉爾吉斯的學位在德國不受承認，只得再讀一個碩士。再讀的碩士維克多選了經濟學和行銷學，他的論文主題是為自己成立的同志伴侶家庭計劃組織進行行銷活動。這個名為Queer Family的組織，成立兩年多來已經有200多位成員。成員在此能夠組成同志伴侶家庭──男同志和女同志伴侶一起──然後生兒育女。維克多他們也和另一對女同志一起正進行家庭計劃中。要和他們一起組成家庭的那對女同志中要當孕母的那位年紀稍大了些──四十一歲──也許因為年紀的關係，或是因為當年曾經中止懷孕一次，他們一起試過三次人工受精，但三次都失敗了。每次要花1000歐元，而且任何保險都不給付這費用。是很貴的哪！維克多說。但是他們還是會試下去的。因為他們想要自己的孩子。

晚飯後玩的遊戲是1995年德國某公司設計出的年度最佳遊戲。四個人玩，每個人要選擇發展自己的市鎮和城市的策略，也有運氣的成份，因為遊戲進行還是大多由擲骰子決定。向來糊塗的我也就糊塗玩著。終於分出勝負時──一眼盲目的律師很厲害地大贏了──已過午夜。我向明天早上要早出門的吉多先道別。他給了我他的卡片，上面有個標誌，我問起來，他說是他參加的同志教師權益組織的標誌。

我想我真的喜歡歐洲，或至少是柏林這地方，因為大家都有自己明確而獨特的認同。也從事行動為運動努力。這種多元和想要改變世界的付出，真的是好棒。

英國就和這裡不大相同。感覺他們比較努力改善自己的社經地位，而不是改善世界。

我在一家廣告公司擔任一個叫做“知識管理顧問”的工作。工作的內容之一是每週組織一次講座，昨天我們邀請了紀錄片《手風琴在路上》的導演賀照緹來這個叫做充電會的講座演講。

我很久以前就認識照緹──她是我輔大大傳研究所上一屆的學姊。當時他們那一班有三位傑出的學長姐──賀照緹，蔡崇隆和蔣慧仙──如三劍客般須臾不離，總是投身一些令人景仰的活動。蔡和蔣如今分別是公視的製作人和《誠品閱讀》的主編。而照緹學姊，多年不見之後聽到她的消息時，竟然是一個人走過手風琴師的天涯路，拍了一部紀錄片回來了！

昨天照緹學姊和我們一起看她的這部紀錄片，然後跟參加講座的同事一起分享她的拍攝經驗。首先，身為也常常旅行的人，我對她的行李重量很好奇──照緹說，7個月的旅程，她的行李是23公斤，其中包括機器（Sony TRV 900）、腳架、和80支拍攝帶。每到一個地方，她就把拍好的帶子用國際快遞寄走，免得一旦被搶就什麼都沒有了。

年輕而有魅力的東方女子一人獨行，還到了像波蘭那樣對東方人不友善，和巴西、阿根廷那樣治安與政治動盪到令人聞之喪膽的地方。曾經碰到醉漢意欲強吻和扠腰攔路。照緹說她“很多東西拍不到”，因為很多時候機器明明在袋裡，卻不敢拿出來。照緹說，常常是要到了一個地方之後幾天，慢慢理解了當地“危險的脈絡”，還結交了新朋友幫忙看著（鏡頭以外的地方），方能安心拍攝。

每到一個地方，她去看表演，進出演奏混種音樂的酒吧間尋找拍攝對象。有時怎樣都找不到好的拍攝對象，有時拍攝對象忙於生活，幾週之內連靜下來一下讓她拍攝都做不到。時間空轉，預算消耗。（“快要抓狂了”！照緹笑說著，還做出咆吼音效！）但是，在巴西看到每月收入只及台幣700元卻仍開心過日的巴西人。經過“如果寫一本旅行之狗屁倒灶之事光簽證就可以寫一個chapter”的旅程種種。而且也把片子拍完播出，照緹說，現在她覺得創作（和生活）有很多可能性，很多事情一定有辦法，只是怎樣繞過去而已。

照緹現在已經成為獨立製片的紀錄片工作者。正在拍一部有關流氓的紀錄片。（我們笑說經過她的紀錄片攝製之旅，“大哥”只能算小case！）充電會結束之後，跟同事一起去吃飯的路上，同事說，看來，在工作的過程中，有些人就是會漸漸放棄自己，而有些人卻會像照緹一樣，當“太悶了！”就起身去做了自己想做的事。

在看《手風琴在路上》這部片子時讓我偷偷流眼淚的是布拉格的盲手風琴師瑪里歐的一段。瑪里歐八歲時失明了，失明之後看得見音樂的顏色。失明的手風琴師瑪里歐還拍照。他的相片還參加攝影展哩！

看來有些人不管怎樣總是能做自己想要作的事。

只要找到方法繞過去。

因為上海的藝術家朋友認識的在紐約的人照顧了我兼差的廣告公司去紐約遊學的同事，然後這個人又幫上了我們另一位同事在北京的導演父親的一點小忙。這個人遂也託我照顧在台灣的日本朋友。反正父親被幫忙了的同事剛好也留日七年，精通日語。大家約了一聊，原來對方跟這位居間介紹的朋友也都完全不熟。彼此的關係可說是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不過反正我們也就是朋友了。又因為這位現在台北的日本女子，橫溝美由紀，原來是我們台北市現任的駐市藝術家，於是就請她到我們工作的日商廣告公司來和大家聊聊。

美由紀放她作品的幻燈片給我們看，之前看的簡介中說她是以塑膠為媒材的藝術家。她曾經作過的，有以一萬個真的和看似真香皂的塑膠創造出的，也充滿香皂氣味的浴室空間。(標題可以翻譯為“洗乾淨”。)還有一件作品，是用內含綠蕊而充水的透明塑膠管創造的“竹林”，當人穿行其間，光影的互動會產生行於草叢間的假象。(標題是“綠”。美由紀說，綠也有天真的意思。)還有用釣絲與透明塑膠粒，在一座大廈高達20公尺的中庭創作的，看得見摸不著的“雨”。還有一件是在一個本是漁民老人安養所的空間中，在純白的空間(美由紀的作品幾乎都是在刷成白色的空間中展開)中用釣絲和岩鹽作出的“漂浮”。

幫忙翻譯的同事說，她有上網去找到美由紀的資料，很多觀眾對她的作品的感受是“讓人產生好悲傷的感覺，久久無法平復。”是的，這位長得完全像洋娃娃的藝術家的作品，讓人感覺到好像是懷抱著創傷，一直尋求洗滌與療癒，但是因為生活在現代的都市，與自然的關係被切斷，因此怎麼樣都無法痊癒的狀態。

同事對美由紀的生存狀態很好奇，問她裝置藝術又很難賣她怎樣生活？美由紀承認當藝術家的確是很不容易，會有不知道未來在哪裡之感。同事又問，那麼辛苦為什麼還要繼續當藝術家？美由紀回答，她是個很笨拙的人，很多東西都作不好，她只會作藝術，所以就當藝術家。同事又問，那是什麼讓她能夠堅持下去？她如何面對生活？她說，她擔心的是能不能想出下一個idea，而不是生活。關於生活她的解決之道就是一直過下去。

我跟也完全不會日文的同事帶不會說中文又不大會說英語的美由紀去吃飯，大家用很簡單的英語聊得很開心。搭捷運回家的路上，快要到藝術村所在的善導寺站時，美由紀忽然問我，那，你覺得我的作品怎麼樣？我說，我喜歡，而且我覺得你像個詩人，你的作品就是你的詩。她說是的，其實她也寫詩。我又說了，我覺得你好像一個帶著傷口的人，而且好像就是因為作為一個現代人而活著那傷口是不會痊癒的樣子。她忽然激動起來想要說什麼，但是還沒找到可以表達的英文字，車已經到了善導寺站。於是只好匆匆忙忙說星期五見而下車了。

星期五晚上7點，台北國際藝術村的巴西藝術家會和本地的樂團合作進行一場表演。之後則有烤肉聯歡會。此外現在有德國來的駐市藝術家的一個裝置正在展出。台北國際藝術村在北平東路七號，大家一起去吧。